当我们看到“中国制造”的价签时,不应该忘记,这些低廉的价格,很可能是以劳动者付出生命补贴出来的。
目前北方五省正联合对超载货车进行整治,原因在于超载不仅是
中央电视台《经济半小时》的专题节目清晰地传达了此前广为人知的事实:搞长途货运,不超载个五六倍,根本挣不了钱!这个专题片中有两笔账,一笔是山西大同的李师傅算的账:如果载重18吨的卡车像过去一样拉45吨焦煤,大同到唐山的运费是每吨140元,45吨煤总运费是6300元,扣除往返过路费1200元,汽油费1800元,超载罚款800元,司机工资和养路费、保险费1050元,拉一趟煤可获得收入1450元。若载重18吨的卡车只能拉18吨煤,18吨煤总运费只有2520元,扣除往返过路费1200元,汽油费1600元,司机工资和养路费、保险费1050元,拉一趟煤要亏1330元。另一笔是一位拉原煤的师傅算的账:一吨原煤出厂价是85元,每吨原煤要交45元煤检费,5元出井费,这样一吨煤拉出厂就达到了135元。如果运到河北宣化,卖价为每吨220元,每吨可获得毛利润85元。若载重12吨的货车只拉12吨煤可得毛利润共1020元,而一趟来回过路费470元。柴油费800元,仅此就亏250元,这还不包括货车每月2200多元的养路费、司机工资、汽车维修、交警罚款等其他费用。看来,亡命超载,是使进京物流能流动起来的惟一兴奋剂。
在此我不想列举关于如何治理超载之类的药方,而是想说明一个司空见惯的严酷现实:中国制造在崛起之中,并且质优价廉,但这种低价是非常耐人寻味的,很可能我们衣食住行中的许多商品和服务,因为包含着血腥的生命补贴,才使得物品如此廉价。
暂且以煤炭为例,我们看一下其价格为何如此之低。
煤是要从地下挖出来的,网络上2003年最应该记住的10张照片中,有一幅是一个年轻人艰难背煤的照片,他叫王致中,17岁,在贵州以背煤为生。一筐煤40公斤,从煤坑向上爬100米,然后再走1000米山路,可挣1块钱。许多人为此流泪。而我的朋友亲历的事情比这残忍得多。他这样写道:
在离山西平遥有名的乔家大院不远之处,往南,有一个小煤窑。
一个刚刚从井下爬上来的矿工,一个全身上下只有眼睛和牙齿有些许白色的矿工,对我说:“如果我的老板敢下窑,我一定用煤镐拍死他,我呸。”这个矿工全身一丝不挂,不穿衣服,因为穿不起最便宜的工作服。时已入秋,他的头上、身上到处都淌下泥浆一样的汗水,上得矿来,他先是拼了命似的喝一种很苦的草药水(不敢喝其他水,否则一定虚脱)。然后就用一块牛的肩胛骨,从身上往下刮汗水(从来不用手巾,因为用不起),他刮得熟练至极,刮下来的黑水,一会儿就在地上无声地洇成双人床那么大的一大片。不能相信,也不敢相信,人的身上能“搜刮”出这许多的水来,这东西,应该就是所谓“民脂”、“民膏”吧。矿工说:他们拼命地挖煤,随时有丧命的危险,一年挣2000元。2002年的2000元!他们当然也不会放过任何可以“黑谁一把”的机会,以他对生命的漠然,完全可以料想万一电网高墙后的老板遇见他,是怎样的结果。
关于中国矿工的死难数,已经不用我赘言,电视上报道出来的还算死有人知,在无声无息中死得连尸骨都不能入殓的,从来都不是小数目。年纪轻轻就因为日日采煤呼吸煤尘得了矽肺,活活憋死的,也不是小数目。而原煤从地底下挖到地面,每吨85元,不过城市中一个三口之家节约着下趟家常菜馆子的钱。
煤也是要运的。一个标准的超载运输往往从专门的修车厂对煤车进行改装开始,除了加宽加长,还必须更换底梁和轮胎,只要车头能拖动就行。然后就是招收贫苦和不要命的司机,开着超载的卡车,一旦有些风吹草动,这些车根本不能有效制动,就算这样,司机为了躲避煤检罚款,还不得不把车开到山里或者二级公路上去绕行。以跑大同到北京昌平一线的煤车为例子,走高速公路大半天就到,但高速公路上有20多个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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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载货车 |
煤要变成电是需要烧的,司炉工的劳动强度,不再另叙。每吨区区几百元的煤,不是“中国制造”的真实价格,它包含着青山绿水成为纵横沟壑、煤渣酸雨的环境补贴,更包含着从长眠于地下的采煤工,到跌下山崖尸骨难寻的司机们的生命补贴。没有这些,煤不会如此廉价。
煤仅仅是可列举的一种,其他饱含生命补贴的“中国制造”何处不在呢?
以鞋帽箱包为例,情况同样令人触目惊心。有报道说,1984年以来,大量外资鞋革企业涌向福建莆田。这上百家鞋厂中,普遍使用含有苯、甲苯、二甲苯成分的强挥发性胶水黏合剂,而在鞋厂里工作的从四面八方来的7万名少女,为了低微的收入,每天淹没在高浓度的毒气中工作十几小时。1993年一批女工在晋江鞋厂打工几个月便中毒住院。其中两位女工患白血病去世,临死之前全身腐烂、发肿发臭。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,两位女工死时腹中七八个月的胎儿也一起夭折。这种现象并非福建所特有,哪个制造鞋帽箱包的基地不是如此?即使是北京,在2001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,当时北京天晔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陆续有好多女工因鼻子出血、牙龈出血而病倒,事后有20人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,其中2人死亡。在东南沿海,打工妹、打工仔每月500元左右的微薄收入,几乎十年来没有什么改变。
以五金加工为例,有多少操作冲床的工人能保全他的十根手指?
以印染为例,还有多少江南小镇不是淹没在臭水沟中?
以进城从事建筑的农民为例,为了追讨劳动所得,不得不爬塔吊、跳立交桥乃至自残。据非正式的统计,目前中国9400万进城务工农民,被拖欠工资竟然高达1000亿元!
孙志刚事件折射出,赤贫的人不仅需要为工作付出生命,也往往不得不为生活也同样付出生命,很多本来可以健康成长的生命,在工作或并非工作时突然死去。目前全国打工者有1亿左右,其中珠三角地区就集聚了上千万人,他们往往从事最脏、最累、最苦的工作。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衣、皮革、玩具、电子企业,老板因为赶着交货而元休止地要求工人加班加点,有的甚至三四个月不安排一天休息,员工昏倒、吐血、猝死的案例不在少数。有媒体曾经披露,这些工人的住宿条件极其恶劣,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住着20多个人是常事,甚至工人不得不就在生产车间休息;有的老板专门在市场买价低发霉的米给工人吃。此外,工人的人格尊严受践踏也每每见诸报端。广东曾经有抽样调查显示,1997年在外企业工作被搜过身的工人多达10.4%。在一些韩资、台资企业,工人被辱骂、罚跪的不胜枚举。有个工人因被怀疑偷了东西,被保安拉到树林里用木棍毒打,打昏后,撒尿将他淋醒再打。有个工人因连续加班病倒,老板不许其请假,在证实工人的确身体已很虚弱后,被赶出宿舍,死于返乡的长途车中,当然如今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,那就是老板们不再傻到长期雇用同一批工人,而是会在他们工作几个月,那些病症还没有充分发作之前就赶走他们,换另外一批同样贫困而对自身生命缺乏保障意识的工人。中国有多少劳工是在有毒、有害甚至完全是亡命的状态下工作,有多少人死去,笔者始终找不到哪怕是不完全的统计。鉴于有统计显示,2000年全国工伤死亡人数为11.7万人,因此如果说每年有30万―50万中国工人因“工作”而丧生,应该并不过分。那此廉价的商品背后,是昂贵的生命代价。在此不得不提的是,一些地方的官员和干部强调吸引外资以出政绩,或者以对内招商引资为能事,担心保护工人权益会影响外国资本、民间资本,与外商、民企老板交往甚密到不恰当的程度,对劳工的悲惨境遇置若罔闻,对资方的恶劣行径姑息迁就。
和拥有资本、技术、资金者相比,除了拥有自己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,能够出卖的就只有劳动力,甚至有时能够出卖的还包括尊严、健康和性命。他们在收入分配中,所能够得到的是最微薄的份额。因此,在我们下一次看到“中国制造”的价签时,不应该忘记,这些低廉的价格,很可能是以劳动者付出生命补贴出来的血淋淋的价格。
也许是无意或者偶然,一位外国投资者一语道破了来华投资的秘密:“在中国,工人很老实,没有令我们不快和与我们作对的工会。”
(摘自《无权者的权力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,定价:22.00元)